论宏观经济系统结构的全方位失衡与战略性优化的判据

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陶 立 新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广东商学院华商学院  

 

内容提要:  本文对恩格斯的著名论断：“贫困是由过剩本身产生的”以新解；运用我国著名学者吴学谋教授创立的泛系方法论，分析了宏观经济系统的结构问题；文章从最一般的意义上，提出并论证了比较收益GBC这一衡量宏观经济系统结构全方位(产业、部门、地区、城乡、所有制、收入分配等结构)失衡的判据，最优结构的充要条件以及结构战略性优化的方向，以便为宏观经济系统的健康、稳定、长远的发展，奠定坚实的结构基础提供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科学依据。

 

关 键 词:  宏观经济系统结构 全方位失衡 战略性优化 比较收益 判据 先兆需求

 

一.“贫困是由过剩本身产生的”新解

 

    恩格斯曾在其不朽的著作《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》中引用圣西门的话说：“贫困是由过剩本身产生的”(恩格斯)。对这句话的解释，一般的教科书上都认为是专指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,由于生产过剩导致减产以至工厂倒闭，工人失业，收入下降，需求不足，生产更加过剩，更多的工厂破产，……，因而社会愈益贫困。其实这句话的含义在笔者看来远不止是仅仅针对特定的历史背景，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事件，而应该是一句蕴含着丰富的哲理并具有普遍意义的至理名言。

事实上，这里的过剩，当然是指经济上的供给过剩。经济上的供给过剩，说到底就是劳动力和资金的供给过剩。因为任何生产的要素(无论多么复杂)都可最终归结到劳动力(包括智力与体力)和资金上。因此，任何产品(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)的供给过剩，也都可以归结到劳动力和资金的供给过剩上来。劳动力供给过剩，意味着大量的劳动力没有(或无法)配置到生产资料上去，例如：农村田少人多，城镇待业和失业现象严重；或者，虽然劳动力全都配置到生产资料上而没有剩余，但这种配置生产出来的产品，就全社会的有效需求而言已经过剩，故劳动力供给过剩无疑。资金供给过剩，意味着投资需求不足，投资回报率太低，或资金的廉价以至于无偿供给。前者表明投资者对经济前景不看好，生产萎缩，经济萧条，工人失业，贫困是当然的；后者是计划经济特有的现象。由于资金的廉价以至于无偿供给，导致各地方、各部门、各单位盲目地争项目、争资金，争到了资金以后又不珍惜，使得有限的资金，浪费在不该花费的地方和项目上。这里所谓的“不该”，实质上是指资金用在这些地方和项目上已经过剩或曰干脆多余。几十年计划经济，本来就很穷，如此折腾又如何不贫困。

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命题，是说资源是有限的,需求(欲望)是无限的。因此，才需要经济学来研究对资源的优化配置。过剩意味着资源的浪费。有限的资源，原本应该用来进行合理的配置，创造更多的财富，以满足更多的需求。浪费资源(供给过剩)的结果当然是贫困。

如果这样去认识“贫困是由过剩本身产生的”这句话，那么，许多经济社会现象，都可以得到较令人满意的解释。例如:为什么计划经济搞不下去？因为搞了几十年，老百姓的生活没有太多的改善，国家依然在贫穷落后和欠发达的行列中徘徊。所以如此，依“贫困是由过剩本身产生的”这句话的新解，那就是对有限的人力资源和资金资源，进行了长达几十年的廉价以至于无偿供给，从而造成了资源的巨大浪费，也就是这里所谓的，由于在许多地方和项目上资源的过剩供给而引起的；又如:“民工潮”现象何以十几年长盛不衰？当然是因为农村太穷。太穷的原因是劳动力供给过剩，或相对而言，资金供给不足。

这里谈到了“资金供给不足”。既然“贫困是由过剩本身产生的”，那么，不足又会导致什么呢？笔者以为“不足会制约发展”，即“发展是由不足本身制约的”。这里所谓的“不足”，当然指经济上的供给不足，即劳动力和资金以及由此而生产的产品的供给不足。俄罗斯(包括前苏联)地广人稀、资金匮乏，是制约其发展的两大瓶颈。大量引进人力(包括人才)和资金，是其谋求发展的根本要义；许多发展中国家，虽然人力充足，但人才匮乏、资金短缺，严重制约着这些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。

供给的过剩与不足都是相对于有效需求而言的。供给超过了有效需求就是过剩，将导致贫困；有效需求超过了供给就是供给不足，将制约发展。因此，任何国家，特别是对一个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而言，谋求经济上的供求均衡至关重要。

 

二.经济系统结构失衡的判据

 

[世纪之交，科技昌明，社会发展，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已将进入知识经济信息时代。但是，世界经济发展极不平衡，许多国家和地区依然面临着沉重的为解决饥饿、温饱和发展的诸多问题。我国在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，经过二十年的改革开放实践，已经基本摆脱了上百年的贫穷落后和总量上的经济短缺，迎来了难得的“买方市场”和“过剩经济”(戴园晨 1997)。然而，结构失衡却异常严重。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，理论界也开始敏感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，全国上下，到处都在大张旗鼓地搞结构调整。十多年过去了，结构(无论是产品结构还是产业结构)调整也取得了若干成绩。但无庸讳言，结构调整的任务，依然十分繁重。人们不禁要问，为什么结构调整这么难？原因当然很多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，应该是缺乏衡量结构失衡的判断依据。因而，在进行结构调整时，如何确定调整的方向和力度，就难免盲目，或者顾此失彼、相互牵制、缺乏长远的整体谋划。]

为了找到这个判据，不妨记经济总系统为W， t期的总需求为D_W(t)，总供给为S_W(t)。若D_W(t)=S_W(t)，则表明t期总供求均衡。为了讨论结构失衡问题，我们设总系统W由若干(比如n个)子系统W_i(i=1,2,…,n)构成。且设t期，它们各自为总系统提供的有效需求和从总系统得到的供给，分别为:D_i(t)与S_i(t)。那么，经济系统W在t期的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，就可分别表示为下述三个向量:

需求结构向量d(t)=（d₁(t),d₂(t),…,d_n(t)）  d_i(t)=D_i(t)/ D_W(t)  (i=1,2,…,n)；

就业结构向量s¹(t)=（s¹₁(t),s¹₂(t),…,s¹_n(t)） s¹_i(t)=S¹_i(t)/ S¹_W(t) (i=1,2,…,n)；

资本结构向量s²(t)=（s²₁(t),s²₂(t),…,s²_n(t)） s²_i(t)=S²_i(t)/ S²_W(t) (i=1,2,…,n)

其中: d_i(t), s¹_i(t), s²_i(t)分别表示t期，第i个子系统为总系统提供的需求占总需求的比例，以及从总系统得到的劳力与资金的供给比例。一个更为重要的概念倒是比值:

    G^j_i(t) = d_i(t)/S^j_i(t)   (j=1,2)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(1)

我们称之为比较收益(Gains By Comparison)GBC.

    当j =1时,即G¹_i(t)被称为第i个子系统的劳动的比较收益；

当j =2时,即G²_i(t)被称为第i个子系统的资金的比较收益.

[马克思认为:“我们的需要和享受是由社会产生的。因此，我们对于需要和享受是以社会的尺度，而不是以满足他们的物品去衡量。”(马克思)。马克思所指的“社会的尺度”，就我们理解，是这里所谓比较收益概念的基础。在我们看来，马克思的这句话是在告诉我们，需要和享受不能以具体的物品(或量纲)，而只能以抽象的社会尺度来衡量。这意味着，衡量的指标应该是无量纲的，反映了社会生产力发展平均水平的，并且是具有相对意义的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此处所定义的比较收益概念，正好就是这样的一个衡量指标(或曰社会尺度)。事实上，由(1)式知，比较收益是两个百分比之比，因而既是无量纲的，也是具相对(比例)意义的。]而且

    (1)当G^j_i(t) =1时，表明第i个子系统t期为总系统提供的有效需求占总有效需求的比例，与从总系统得到的劳力与资金的供给比例恰好相等。这意味着，该子系统在t期生产力条件下，实现了供求均衡，不盈不亏，其“需要与享受”刚好达到了社会平均尺度，所得其所，体现了公平；也表明其创造价值的个别劳动时间，正好等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，正好反映了t期，该社会的平均生产力水平；或表明其资金效益达到了社会平均水平。

(2)当G^j_i(t) >1时，表明总系统(或曰整个社会)对第i个子系统，在t期的有效需求过旺,而劳力或资金的供给则相对不足，第i个子系统的“需要与享受”，超过了社会平均尺度，投入少、产出多，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，代表着t期，该系统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方向,对社会经济结构调整与提升，具有导向作用，因而也是劳动力流向的目标子系统；或表明其资金效益超过了社会平均水平，应成为社会投资的重点与热点。

(3) 当G^j_i(t) <1 时，表明总系统(或曰整个社会)对第i个子系统，在t期的有效需求不足,而劳力或资金的供给则相对过剩，该子系统的“需要与享受”，低于社会平均尺度，投入多、产出少，有限资源的相对浪费，个别劳动时间高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，其高出的部分得不到社会承认，按价值规律，该子系统处于不利地位，属于相对贫困的子系统，因而也是劳动力自发离弃的子系统；或表明其资金效益低于社会平均水平，造成了社会资金的浪费，应将资金从该子系统抽出，而转投其他子系统。

由此可知,(1)式给出的比较收益G^j_i(t)，可充当宏观经济系统结构失衡的判据。当我们将真实、科学而又准确的相关统计数据代入(1)式，便可计算出n个子系统的比较收益。显然，比较收益不等于1的子系统，就是结构失衡的子系统；在这些子系统中，那些比较收益数值离1越远的，便是结构失衡越严重的子系统，也是结构重点调整的目标子系统。不仅如此，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比较收益概念及其计算公式(1)，并未特指某个具体的宏观经济系统。事实上, 一个社会的宏观经济系统，是异常错综复杂的系统，即泛系理论的创始人，我国著名学者吴学谋教授认为的泛系。泛系“指广义的系统，广义的关系及其种种复合”(吴学谋 1996)。除了产业结构外，还可以有部门结构、地区结构、城乡结构、所有制结构、收入分配结构等等。无论从哪个角度看, 它都构成一个宏观经济系统，都会因种种原因出现结构失衡，也都有一个对结构失衡进行测度的问题 _。因此，这一概念及其计算公式，相对于宏观经济系统而言，具有最一般的普遍意义。换言之,比较收益可作为宏观经济系统结构全方位失衡的判据。

 

三.宏观经济系统结构优化的判据

 

[运筹学(Operations Research 缩写OR)是研究各种系统最优化问题的，应用数学的专门学科(陶谦坎 1988)。英文“OR”一词，直译是“作业研究”或“运用研究”(日本人将它翻译为“运用学”)。中国科学工作者将筹划的意思加进，以“运筹”一词作为OR的意译，似乎能更确切地反映其内涵。运筹学中的“运用”或“作业”，通常指一个运用(或作业)系统。它包括三个方面:①运用的对象；②运用的规律；③运用的目的。运筹学的任务就是：探寻运用的规律，作用于运用的对象，达到运用的目的(实现某(或多)种最优化目标)。运筹学一词诞生至今六十多年来，为解决各种系统的最优化问题，成绩斐然，其理论与方法论体系日渐成熟，应用的领域异常广泛。然从目前掌握的文献资料来看，关于宏观经济系统结构优化问题的研究，似乎没有受到运筹学家们的应有重视，或者说，这方面的研究并没有像样的进展。

运筹学中的最优化目标，通常指的都是衡量系统运行效益的指标达到的极(极大或极小)值。那么，就宏观经济系统的结构优化而言，应该用怎样的指标来衡量为宜？这正是本文要探讨的中心议题。

众所周知，]现代系统科学认为，一切事物均以系统的方式存在，并且系统的内部结构决定其输出功能。因此，系统结构的优劣，应以该系统的输出效益来衡量。就企业微观经济系统而言,这一点是显然的。企业效益不好，当然有外部环境方面的若干原因，但根本的原因还在企业内部，在企业内部的某些(例如:产品结构、资本结构、债务结构、分配结构、组织人事结构、文化技术结构、性别结构、年龄结构、产权结构等等)结构存在问题。应该说，宏观经济系统也不例外。虽然一个社会的宏观经济系统的输出效益，要受制于该系统外部环境(例如：系统周边环境、国际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环境)的影响，但其内部结构的优劣，却直接影响到该系统的输出效益；反之，宏观经济系统输出效益的好坏，也是衡量该系统内部结构优劣的依据。宏观经济系统的输出效益好坏，通常以经济增长率、失业率、通货膨胀率、基尼系数以及经济运行的稳定度(陶立新 1996)等指标来衡量。显然，一个理想的宏观经济系统，就是实现了低失业率、低通胀率、低基尼系数以及长期、持续、稳定的高经济增长的系统。这种理想的经济运行状况，不仅是人类文明社会长期追求的目标，也是其外部环境与内部结构优化的结果。依运筹学的观点，宏观经济系统是个多目标的系统。在外部环境约束的条件下，各目标都达到极值(例如：失业率、通胀率、基尼系数都等于零(极小)，经济增长率达到最高等等)的系统(或输出效益最优的系统)便可称为最优经济系统，相应的内部结构就是最优结构。

高失业与低增长，虽然在经济总体上意味着生产过剩、经济萧条、有效需求不足，或者说在经济总体上(劳动力与资金)供给的相对过剩(即有限资源的相对浪费，当然是不经济的)，反映出总量失衡。然而，这种供大于求的总量失衡，是由结构失衡造成的。这是因为：①总量过剩是由部分过剩加总的；②社会经济是发展的，人们的需求和欲望是无限的，而资源的供给总是有限的。因此，过剩永远是部分(即结构)过剩，绝不可能出现全面过剩。同理，高通胀、高基尼系数，反映经济过热、需求过旺、分配不公、供给相对短缺。这是一种求大于供的总量失衡，当然也是由结构失衡造成的。其理由是：①总量短缺是由部分短缺加总的；②一个社会的短缺未必是全面的短缺，而通常都表现为部分(即结构)的短缺。换言之,无论是总量过剩还是总量短缺的总量失衡,都是由其内部的结构失衡造成的.因此，实现宏观经济系统最优化的前提，是解决好该系统内部结构失衡问题,即构建系统内部坚实的最优结构基础。

综上所述，一个有限资源(集中体现在劳动与资金上)在内部结构的供求上达到均衡的经济,就是一个人尽其才、物尽其力、地尽其利的经济，就是一个有限资源被充分利用、毫无闲置与浪费，并得到了优化配置的经济，也就是实现了无失业、无通胀和高增长的经济。这样的宏观经济结构当然就是最优经济结构。而这一最优经济结构的判据，恰好正是上述的比较收益GBC。即我们有

定理: 宏观经济系统最优结构的充要条件是

对任意的i∈I={i=1,2,…,n},j=1,2均成立G^j_i(t) =1,即 d_i(t)=S^j_i(t)         (2)

 

四.宏观经济系统结构的战略性优化

 

[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主义认为,世界是物质的，物质是运动的，运动与变化是绝对的，而静止与不变则是相对的。因此，零失业、零通胀、零基尼系数以及绝对稳定的高增长，换言之,结构的绝对均衡，或曰最优结构是不真实的，不仅历史上从未有过，现实与未来也不可能出现。但这丝毫不妨碍人们对这一理想的追求。因为这毕竟是宏观经济学研究赖以存在的价值，也是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所在。虽然最优结构无法实现，但不等于次优结构，即低失业、低通胀、低基尼系数和长期、持续、稳定的较高增长的理想亦不可实现。]

[宏观经济系统的结构优化，是一个不断地由非优结构，向着较优结构，至次优结构，乃至最优结构渐次调整与逼近的过程。这一过程涉及到社会方方面面的观念、习惯、政策、法规，乃至于制度的创新，而且特别涉及到人们利益关系的重大调整。因而，宏观经济系统的结构优化问题，是个需要从总体上进行长远谋划的战略问题：需要选择优化的方向、重点与手段，确定优化的目标、步骤与力度，制定优化的政策、法规与措施等等，既不能急于求成，又不能旷日持久,而必须分阶段、按步骤、有条不紊地抵达目标。]

由上述定理可知，宏观经济系统结构战略性优化的方向是:

对任意的i∈I与j=1,2,在各自不同的相应时段内，令

    G^j_i(t)→1,   或S^j_i(t+1)→ d_i(t)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(3)

(3)式意味着，下一期的资源(劳力或资金)配置，应根据本期的需求来确定，或曰，按先兆需求确定供给。该结论在更广泛的意义上，同欧美西方各国实施“滚动计划”(规划计划预算系统PPBS)中明确规定“以产出定投资”，来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这一点不谋而合。

此外,(1)式所规定的比较收益GBC，实际上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。它具有引导人类自发地趋向结构的进化与优化的社会功能。作为资源(劳力、资金、土地、技术、管理等等)所有者的个人或组织，从比较收益出发，都希望投入少产出多，令各自的G^j_i(t)>1。这一令各自的G^j_i(t)>1的过程，就是一个社会经济系统自发地竞争、进化与优化的过程。这就是亚当·斯密设想的，无宏观调控系统，只由企业和市场共同组成的，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，便能自觉地实现供求均衡的状态，或曰瓦尔拉均衡状态，也就是零失业率与零通货膨胀率同时存在的均衡状态。但由于种种原因，瓦尔拉均衡不符合经济实际，从而出现了非均衡经济学(厉以宁 1991)。

事实上,实现由(3)式确定的宏观经济系统结构战略性优化的途径有两条:其一，是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与配置；其二，是计划机制的定向调节与配置。前者即让人们接受GBC力量的导向，在未来，能不受行政干扰而自发地进行资源的自由流动.因而,欠发达地区(省、市、区)和生产力水平落后的产业、行业、部门等的过剩资源，必将自发地流向较发达地区和生产力水平较先进的产业、行业和部门；后者指政府在进行结构调整,实现结构均衡(优化)过程中所起的作用。即建立并完善自由竞争的市场体系(产品市场、要素市场等)，制定市场竞争规则，维护市场竞争秩序，编制计划，制定宏观经济政策(包括产业发展政策在内)和地区经济发展战略，有目的、有意识地将欠发达地区和生产力水平落后的产业、行业与部门的过剩资源，自觉地调往较发达地区和生产力水平较先进的产业、行业与部门等，以促成宏观经济系统的结构均衡,而不是相反。

 这意味着，我们在宏观经济制度和政策的选择上，应根本改变传统的观念。其一，是在人事、劳动、用工制度和就业、户籍等政策上，要做出有利于人口和人才自由流动的重大调整；其二，是在财政、金融、投资等政策上要向GBC大于1的地区、部门、产业、行业、所有制等方面倾斜，以便在资源有限的约束下，带来更多的国民收入，而不是不分轻重缓急，撒胡椒面似的均摊，更不是相反，造成更多的“孤岛经济”(张龙平 1998)和无效投入；其三，在收入分配政策上，不能不分付出、效率和贡献的大小，再搞平均主义大锅饭。

笔者以为，如果在未来的改革岁月里，能排除一切干扰，按照模型(1)的要求，对宏观经济系统的结构进行及时、切实而又全方位的测算,并坚定不移地按G^j_i(t)→1的方向进行上述宏观调控，则可以相信，宏观经济系统长远的总量均衡与全方位的结构优化将是可以期待的。

 

 ---参考文献----

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第3卷 412;

戴园晨: 告别短缺  《经济学消息报》 1997年第38期;

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第6卷 492;

吴学谋: 《泛系： 不合上帝模子的哲学》 6, 武汉出版社 1996年6月;

陶谦坎: 《运筹学》 1,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1988年1月;

陶立新: 论国民经济运行系统的结构稳定性与规范性  《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》 1996年

        第8期;

厉以宁:《非均衡的中国经济》 1—2, 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1年4月第1版;

张龙平: 重庆对“孤岛经济”应特别警惕 《经济学消息报》 1998年第4期.